胡耀邦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上）｜百年耀邦

中央工作会议

在 1977 年 8 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耀邦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这次大会虽然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但是并没有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还由于在中央领导岗位的某些人坚持“两个凡是”， “左”倾错误路线远未得到批判、否定，虽然在拨乱反正和恢复国民经济等工作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健康发展的轨道， 华国锋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了全党工作着重点应不失时机地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决定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为了准备这个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共中央决定于 1978 年 11 月 10 日开始，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为了开好会议，参与会议筹备工作的胡耀邦认为确定哪些人参加十分重要。由于此时已有不少老一辈革命家次第恢复工作，担任中央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职务，胡耀邦向中央建议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可以开得大些。这个意见得到了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人的支持，决定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及中央党政军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共二百一十二人参加。胡耀邦为确定中央工作会议参加者名单，提出了很多建议，诸如提名思想理论、新闻出版、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部门也要有人参加。这就使得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与会人员的组成上，与前几次的中央工作会议有很大的不同。

胡耀邦为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作了一些重要的准备。他让中共中央组织部加紧写出了“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整理了已经着手复查、清理的重大冤假错案， 其中包括彭德怀案；也让中共中央党校写出了康生问题的材料。他将这些材料带到了中央工作会议，报送给中央常委，也分送给出席会议的陈云等人。这些材料，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

中央工作会议在京西宾馆举行。11 月 10 日的开幕会上，华国锋宣布会议的议题是：一、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二、商定 1979、1980 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华国锋接着说，在讨论上面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从明年 1 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中央工作会议一开始，参加者分成六个大组，在重点转移这一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胡耀邦参加西北组，是西北组四个召集人之一（另三人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汪锋、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霍士廉、兰州军区第一政委萧华）。在分组会上，大家讨论了如何端正实现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的指导思想问题，也就是要结束“两个凡是”的“左”的指导方针，拨乱反正，确立新的指导方针。

应当看到，在真理标准讨论的推动下，当时党内外和社会上，民主的呼声很高， 思想比较活跃，突出地表现在北京的西单“民主墙”上， 不断出现大小字报，对1976 年 4 月的天安门事件，对“文化大革命”及过去历史上的一些冤假错案，对党的领导人的功过是非等问题，都有所涉及。《中国青年》杂志复刊号引起的争论，也为人们所关注。中央党校负责人冯文彬组织党校的干部将“民主墙”上的重要内容摘抄下来，带到会上传播，引起许多人的关注。

在 11 月 11 日举行的分组讨论会上，老革命家谭震林发言说：进行工作重点转移，先要解决一些问题，如“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百万雄师”等问题要不要解决？我看要解决。紧接着第二天（12 日），在东北组的陈云也发言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他在发言中参考胡耀邦提供的材料提出了六个问题：一、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二、关于所谓自首分子问题；三、陶铸、王鹤寿等定为叛徒问题；四、彭德怀同志问题；五、关于天安门事件；六、关于康生的错误。陈云在延安时期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50 年任弼时逝世后即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位居毛、刘、周、朱之后。他的发言突破了会议原定的议题，受到了与会者的重视。

13 日上午，胡耀邦在西北组发言说，我赞成把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但也要把该解决的问题解决好。要把“文化大革命”中尚未解决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林彪、陈伯达、“四人帮”，还有康生，欺骗、蒙蔽毛主席，搞了许多假东西。这些大是大非问题的解决，关系到安定团结，关系到实事求是的作风，关系到教育子孙后代，关系到维护毛主席旗帜的问题。

他在发言中着重讲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问题。他说，我们有一千七百万脱产干部，在历次运动中有百分之十七的人受到种种“审查”，人数达二百万之多；下面还有不脱产的基层干部被“审查”，也有二百万。其中有多少人受到冤屈现在还不知道，总之是不在少数。对受冤屈的人应按照彻底唯物主义的精神，有错必纠，有错必改。否则，危害安定团结的因素消除不了，着重点的转移也难顺利。这件事情应当在 1979 年庆祝建国三十年前基本完成，有些事可以“一风吹”。接着他说：“六十一个人”的问题，毛主席在世时，小平同志在政治局就提出，定他们叛徒是不公道的。胡耀邦也谈到了彭德怀问题、陶铸问题、王鹤寿问题等，主张坚决平反昭雪。

胡耀邦还谈到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还被称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 主义理论家”的康生的问题。他说：康生的问题，我对他的历史情况不了解。他在1942 年抢救运动中，犯了那么大的错误，从不作一句自我批评。在“文化大革命” 中，他做了大量坏事，民愤极大。据中央党校统计，被他点名戴上叛徒、国（民党） 特（务）、死不改悔走资派帽子的，就有六百多人。把朱委员长、叶副主席都放到“有严重问题”里面。在这方面，他超过了林彪、陈伯达。他指使南开大学搞所谓“南方叛徒集团”，反周总理。“六十一个叛徒”也是他点的名。胡耀邦认为，康生在“文革”中也是罪魁祸首，“四人帮”应该改称“五人帮”，康生是“五人帮”的第一名。

胡耀邦在这次发言中，还进一步提出：“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要总结一下。为什么林彪、“四人帮”能在台上十年之久？根本教训是什么问题？为什么康生自己不检讨，毛主席替他（向大家）赔不是？胡耀邦认为我们党内生活长期不正常，存在“党内有党，法外有法”的现象。他主张要揭露党的生活中的矛盾。

胡耀邦的这次发言，在西北组内外引起热烈反响，但是会议简报上被删节了许多，别的组的与会者纷纷打听，很多人表示赞同。

谭震林、陈云、胡耀邦的发言，涉及到“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政治事件，以及“文革”前的“左”倾错误，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会上会下议论纷纷。

当时，邓小平正在东南亚新加坡、泰国、缅甸等国访问（11 月 5 日至 14 日），华国锋同胡耀邦商量会议的进展将突破原来设想的议题时赞同胡耀邦的意见，表示：“要下一个决心，放手让大家讲话，畅所欲言。”华国锋的这种民主精神，为中央工作会议的顺利召开创造了重要条件。后来“中央常委决定，会议就这么开起来，大家有什么讲什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畅所欲言，批评和自我批评都是指名道姓的”。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王首道、全国政协副主席康克清等许多人在此后几天的讨论中先后都说，要为“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平反。解放军后勤学院院长陈漫远、铁道兵政委吕正操、军事科学院院长萧克等许多人在发言中揭发批判了康生的问题。许多人在发言中又相继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并对汪东兴等人阻挠解决历史问题的错误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对于大家发言中提出的“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问题以及强烈要求尽快解决这些问题的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和研究。在 11 月 25 日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一系列重大决定：

一、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

二、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

三、所谓“二月逆流”，完全是林彪、“四人帮”颠倒是非，蓄意陷害。受牵连和处分的一律平反。

四、关于薄一波等六十一人的问题。中央组织部的调查报告说，大量事实证明， 薄一波等同志在狱中的表现是好的。

五、彭德怀同志骨灰应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六、把陶铸同志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

七、把杨尚昆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应予平反。

八、康生、谢富治有很大民愤，对他们进行揭发批判是合理的。

九、对于地方性重大事件，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这些重大决定，受到大家热烈拥护。在分组讨论会上与会者纷纷指出，这是实事求是原则的体现，也是我们党勇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的优良传统，是我们党兴旺发达的标志，必将对全党全国人民产生巨大影响。有些人在发言中肯定胡耀邦领导中央组织部勇敢地冲破“两个凡是”的阻碍，提出“两个不管”，是坚持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是为党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

在围绕党的工作重点转移这一中心思想展开讨论时，胡耀邦强调工作重点转移的必要性，发言中引证毛泽东说过的“要波浪式前进，一浪未平，一波又起”，指出不要等波峰已平，再提出新任务，否则就会产生松劲、骄傲情绪。他在后来的发言中，还对尽快发展我国农业问题和提交会议讨论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讨论稿）》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发言说：“文件还不大解决问题，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对一些问题还没吃透，二是思想上还有框框。思想框框是否又有两个，一是人民公社的许多问题是毛主席生前定的，二是怕否定‘文化大革命’。如果思想上有框框，必然要阻碍我们吃透农业上的一些根本问题。”有些农村体制如“政社合一”，就应该改变。他说，“文化大革命”使我们国家元气大伤，劳动力的体质差了，积极性也差。如今农业要发展，主要还是要靠农民和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劳动者的积极性永远是第一位的。而林彪、“四人帮”使几亿农民和几百万干部的积极性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如果笼统地说“集体经济就是好”，那是抽象分析的方法；集体经济如果办得不好就不能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那就根本没有什么优越性。他强调要解放思想，突破框框，正视我国农业现在存在的问题，实事求是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政策措施来。他把矛头指向了“集体经济”这个禁区，打开了人们的思路。

胡耀邦在这次发言中还说，我们不要用“我们中国以不到世界上百分之七的耕地养活世界上五分之一人口”的话来安慰自己。“养活”有各式各样的养活。糠菜半年粮是“养活”，丰衣足食、营养充足、体质好也是“养活”。现在我国农民养活自己的水平太低了，似乎好好歹歹吃饱肚子就行了。这怎么能行呢？接着他讲了一个“吃饭”的笑话：新中国建国初期，他同一位老同志一起去苏联访问。苏联党的领导人请他们一行吃西餐。侍者端出第一道菜时，那位同志不吃，想等饭上来后再吃， 没有想到侍者看到他不吃端上来的菜，以为他不想吃，在上第二道菜时，把第一道菜端走了。结果一道一道菜端上来，又一道一道地端走。他等着饭来，最后没有饭， 饿了一顿。胡耀邦讲这个故事，引得大家哄堂大笑。他用这个故事说明由于闭塞， 不少人连“吃饭”这个概念也很狭窄。他进而指出，有些人以为解决“吃饭”问题就只有靠粮食，不知道发展多种食品的重要性；只知道“以粮为纲”，而不注意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多种经营。胡耀邦在这次发言中提出的“养活”和“吃饭”问题， 无疑是发展农业中的关键性问题。

西北组讨论农业问题十分热烈，意见也很多。大家推举胡耀邦、王任重（陕西省负责人）、江一真（卫生部负责人）、李登瀛（甘肃省负责人）、于光远（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组成小组，集中大家的意见，对两个农业文件提出一个修改稿，供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修改时参考。

当时，各组对于这两个文件也都意见纷纷，许多人都说要大改，还有一部分人主张另写。主持会议的华国锋也犹豫了：“这次会议到底要不要搞这个文件？”他想不搞了，问胡耀邦。胡耀邦说：“不搞不好，不开个大会作出决定，对大干不利。这样搞，可以统一一下口径，而且可以广泛征求意见，对明年大上有好处。”华国锋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接受胡耀邦的意见，在 11 月 25 日的全体会议上华国锋说：“对《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有的同志主张小改，有的同志主张大改，有的同志主张重写。中央意见，还是能搞出个稿子为好。”胡耀邦还推荐胡乔木主持这两个文件的修改工作。胡乔木不赞成胡耀邦的许多看法，表示不愿意做这个修改工作，但在胡耀邦的说服和坚持下，最后还是勉强接受了这个任务。

中央工作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开得生动活泼，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敢于讲心里话、说实在话，并积极地开展批评。胡耀邦很是兴奋。11 月 25 日晚上他回到家里对家人说：“中国人民遭到的痛苦和灾难换来了今天整个民族的觉醒。什么叫‘先知先觉’？其实只有一个意思，就是思想领先一筹，行动先走一步。”他还对华国锋放手让大家发言的民主精神表示赞佩说：“在一个堤坝上，华主席一锄头打开一个缺口，历史的潮流究竟把缺口冲破多大，这就完全看人民的力量了，谁也不能事先估计到。”后来他在中共中央党校向学员说：“这次会议的发言简报估计有一百五十多万字，相当于两部《红楼梦》，近三部《三国演义》。总的来说就是五大问题：（一）转变有伟大的意义、伟大的前途；（二）转变以后，我们要老老实实抓经济，把生产搞上去；（三）要转变得好，就要我们把政治上的安定团结搞好，做到是非、功过、赏罚分明；（四）还要把我们的思想路线、思想方法搞好；（五）把我们党的风气搞好，党的生活搞好。”

在中央工作会议后期，大家热烈讨论了人事问题。虽然十一大才开过一年多， 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明显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这是一个应当解决好的组织问题。

为求安定团结，避免引起震动，大家同意“只进不出”的方针。各个组分别讨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增补人选。陈云在党内声望高，各个组普遍提名他进入中央政治局并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党中央副主席；胡耀邦在粉碎“四人帮”后组织和推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干部政策方面的业绩，受到与会者的高度评价；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邓颖超、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也被许多人提名，他们三人被提名为政治局委员。另外，大家提名中央军委顾问黄克诚、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中共陕西省委负责人王任重、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第一书记周惠、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宋任穷、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国家建委主任韩光、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胡乔木、铁道兵司令员陈再道九人补选为中央委员，提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审议。

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一个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篇讲话的内容，反应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成果。胡耀邦参加了这篇讲话稿的起草工作。

邓小平早在11 月初就责成胡乔木为他准备讲话稿。当11 月14 日邓小平从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访问归来，中央工作会议已经开得热气腾腾。11 月 16 日，邓小平约胡乔木谈修改他的讲话稿，胡乔木 19 日就写出修改稿交邓。邓将修改稿压在手里，继续观察会议的进展。他发现胡乔木的稿子完全不能用了，尤其是这篇讲话稿中说“还是要处理好阶级斗争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还有阶级斗争，党内还有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这一点无论如何不能忘记”等等。邓小平看后感叹“看来他不行了”！时已 11 月底，邓小平与胡耀邦商量怎么办。胡耀邦建议请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于光远组织力量为邓小平起草讲话稿。12 月 2 日上午，邓小平“约见胡耀邦、胡乔木、于光远，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稿问题”。邓小平将自己草拟的三页讲话提纲约五百字拿了出来，将所列的七个部分和需要阐明的观点谈了一下，胡耀邦等都表示赞同。从邓小平家里出来，即由国务院研究室林涧青等人具体执笔起草，商定了文章的框架。两三天后写出初稿，送邓小平审阅。为了修改这篇讲话稿，胡耀邦、于光远和执笔者林涧青等人，5 日、7 日、9 日、11 日几次到邓小平家里共同研究讨论，不断地深化对各个问题的论述。对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题目，邓小平问胡耀邦好不好？胡耀邦说好，于光远也说好，觉得很新鲜，醒目。邓小平和胡耀邦、于光远等人又逐字逐句地对全文加以修改。经过若干文字润色，11 日邓小平让执笔者对改定的稿子通读了一遍之后拍板定稿，在 12 月 13 日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宣读。

邓小平讲话后，叶剑英也发表了重要讲话。胡耀邦为起草叶剑英的讲话稿，也花了很多精力；叶剑英本人又一再修改、推敲。叶剑英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在政治局常委中名列第二，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的革命贡献，尤其是在粉碎“四人帮”这次行动中建立的功勋，使他在党内、在全国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自然受到人们的特别重视。

叶剑英在讲话一开始，高度评价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说大家畅所欲言，充分讨论，开展了批评，一些犯了错误的同志也不同程度地作了自我批评，这是我们党兴旺发达的标志；特别是“在这次会议上实行这样充分的民主，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带了个头。我们一定要永远坚持、发扬下去。”

接着，叶剑英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是领导班子问题。他说，“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最大教训，就是这场运动的领导班子“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是由一批反革命两面派和篡党夺权分子所把持，“踢开党委闹革命”。它从反面告诉我们，在组织上必须健全民主集中制，一定要选好领导班子。他深有感慨地说，我们这些老干部、老同志，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南征北战，过了大半个世纪，现在，年岁都大了。自然规律是违背不了的。他满怀革命深情地提出了一个“要十分注意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极力主张老干部、老同志要用心发现、积极培养、无私支持年轻一些的同志来挑担子。与会者于光远在回忆听到叶剑英这段话时说，“胡耀邦作为接班人，在舆论上那时也逐渐成熟。叶剑英在这次讲话中提出的要十分注意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时所说的这一番话，会上我们这些人听了都能了解他的用意。”

叶剑英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发扬民主和加强法制。他说，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还必须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他十分强调要在党内外充分发扬民主，“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地建设社会主义；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广开才路，及时地发现我们党的优秀人才，把他们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去；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保障广大干部和群众有对领导实行监督和批评的权利，从而有可能及时发现和揭露像林彪、‘四人帮’ 一类的阴谋家、野心家、两面派，巩固我们的政权，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切实的保证。”

叶剑英还批判林彪、“四人帮”制造的一种错觉，似乎实行民主就是等于复辟资本主义。他们以封建主义冒充社会主义，使得我们一些同志的思想被搞乱了，分不清什么是封建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在我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基础上开始建设的。所以我们解放思想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列宁说过：“不仅要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而且要宣传民主主义思想”。我们要破除封建迷信所造成的精神迷信，从禁锢中把我们的思想解放出来。接着他着重说了一段发扬民主取决于领导干部必须具有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和态度的问题，他批评有些人嘴里也天天喊要批评自我批评，要谦虚谨慎，可是稍微尖锐的意见一来，他们的面孔就拉长了。他们只会批评别人，从不批评自己，老虎屁股摸不得。他的这些话，是颇有针对性的，也有深远的意义，受到与会者热烈鼓掌。

叶剑英讲的第三个问题是“勤奋学习，解放思想”。他说，勤奋学习和解放思想是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学习愈好，知识愈丰富，愈有利于解放思想。他指出，许多同志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准备不足，前怕狼后怕虎，墨守成规，因循守旧，思想就是不解放，不敢往前迈出一步。怕什么？是不是怕人家说自己“复辟资本主义”，怕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怕丢乌纱帽？那么为什么不怕两千多年遗留下来的手工业生产方式继续保存下去，不怕中国贫穷落后，不怕中国人民不答应这样的现状？

年高德劭的叶剑英讲的这三个问题，实在是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能够顺利进行的三个关键问题，语重心长，意义深远。

在闭幕会的最后，是华国锋的讲话。他对开了三十四天的会议作了总结，充分肯定了会议的成就，并讲了“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问题，党的团结和提高领导水平问题。对于“两个凡是”他表示“应该作自我批评”；讲到集体领导时表示不要宣传他个人，不要再提“英明领袖”。这些话受到与会者的欢迎。此外，汪东兴向闭幕会交了一个书面发言，承认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说过错话、做过错事，粉碎“四人帮”后也说过错话、做过错事，对大家的批评表示欢迎；他还说了“我所担负的职务与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名不副实的。为此，我恳切请求中央免去我所兼的一切职务”的话。

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后，又开了两天分组会，讨论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在闭幕会上的讲话。大家不满意汪东兴的书面发言对错误的认识，希望他在三中全会上作一个比较像样的检查。

对于胡耀邦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工作，于光远追述说：“担任西北组的召集人只是他在会议上的一项工作，他还忙着许许多多别的事。他的职务是中央组织部部长， 他就是以这个身份被通知参加这个中央工作会议的。他在这个会议上尖锐地系统地提出中央专案组的问题，这是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特别关心的问题。那时他还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不过胡耀邦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并不是以某某单位的负责人的身份在工作，在会上他虽然没有什么名义，常委的活动他当然不直接参加，不知道经过一些怎样的过程。他参与了这次会议的组织工作、中央常委和各组之间的联系工作。在那段时间内他实在忙得不得了。在会议期间，京西宾馆晚上安排了不少娱乐活动， 比如组织舞会，他就一次也没有去过。晚上放电影的次数很多，他只看了一次，而且是同他的工作有关系的一次。但是他在这个会露面的情况并不多，我说不出很多具体的事也就是这个缘故。

“当然我还是知道一些别人未必知道的事情。比如我知道叶剑英的讲话是让他找人帮助起草的，这个稿子后来就成为叶剑英闭幕会讲话的基础。邓小平在从东南亚几国访问归来要另外找人起草他的讲话稿，也是胡耀邦同我联系的。邓小平亲自定稿时，胡耀邦也参加了。华国锋在三中全会闭幕时要写一个讲话稿，是找了胡耀邦等几个人做准备，……对中央工作会议华国锋在闭幕会上的讲话，胡耀邦有没有发生过作用我不知道，但农业文件在中央工作会议到底搞不搞，华国锋拿（不）定主意，是胡耀邦等人帮他下决心搞下去的。”

于光远还用准确的语言写道：“我说胡耀邦是中央工作会议上非常重要的人物，没有与邓小平、叶剑英等常委同志相比的意思。但是我想说一句，这个会如果没有胡耀邦，恐怕也开不了这么好”。

来源：《胡耀邦传》